东亚区域货币合作：挑战、机遇与政策建议

东亚货币合作现已进入加速发展阶段，但依然面临诸多挑战，存在“危机驱动”的实用主义倾向，而继续深化合作的意愿、动力、机制存在不足。当前，东亚货币合作正面临新机遇，完善区域金融安全网的现实需求也在不断上升。未来，东亚国家应抓住机遇、直面挑战，基于实体经济发展需要，务实推动货币合作，增强清迈倡议多边化的危机救助功能，创造中日协同推动区域货币合作的有利条件，完善人民币(7.0742, -0.0099, -0.14%)在东亚地区使用的激励机制。

2009年以来，东亚货币合作进入加速发展阶段，从双边到多边、从日本主导到共同推进，区域货币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当前东亚货币合作正面临新机遇。

一、东亚货币合作的历史尝试与发展现状

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东亚货币合作加速发展，引发广泛的理论探讨与市场关注。总体来看，东亚货币合作至今经历了四个阶段。

二十世纪60年代至1997年，东亚货币合作处于萌芽阶段。亚洲国家在这一时期总体保持稳定增长，贸易往来面向欧美，支付交易以美元为主。在货币金融领域，亚洲国家更多的合作在于信息交换，东新澳央行组织（SEANZA）、东南亚央行组织（SEACEN）分别于1956年和1966年成立。随着亚洲经济开放发展，区域内往来加深，东盟多边互换安排（ASA）、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央行行长会议组织（EMEAP）、亚太经合组织（APEC）财长机制等逐步建立，为区域货币合作创造了条件。

1997年至1999年，东亚货币合作步入倡议构想阶段。1997年金融风暴后，东亚国家普遍意识到区域货币合作的重要性，各国政府开始表现出极大的合作意愿，在日本主导下形成共识。1997年9月，日本在IMF和亚洲开发银行会议上提出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构想，为遭受危机的国家提供援助，但最终因美国反对而搁置。1998年10月，日本继续以宫泽喜一的名义提出“新宫泽构想”，倡议建立300亿美元的“亚洲基金”，满足中长期危机救助与短期资金需求。1999年，时任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东亚经济峰会上提出建立“东亚货币基金”。

1999年至2009年，东亚货币合作围绕清迈倡议步入实质性推进阶段。2000年5月《清迈倡议（CMI）》签署，标志着东亚货币合作从倡议到落地。至2009年，各国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16项，总金额达780亿美元。同时，为了纠正对银行体系的过度依赖，2003年6月《清迈宣言》推动亚洲国家联合发债，以本币或一篮子亚洲货币发债，建立区域信用担保机制。在此基础上，东盟10+3进一步整合提出了“亚洲债券市场发展倡议（ABMI）”。

2009年以来，东亚货币合作进入加速成长阶段。一方面，从双边到多边，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拓展。全球金融危机爆发，2010年各成员国决定将清迈倡议升级为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CMIM），建立区域性外汇储备库。参与者从部分东盟国家扩展至东盟10国全体成员、中日韩以及中国香港地区；规模从前期双边协议的780亿美元增加至多边协议的2400亿美元（最初额度为1200亿美元，2012年再度增资）；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成立，东亚货币合作的重心逐渐由保持经济金融稳定转向促进经济增长和一体化发展。另一方面，从日本主导到共同推动，中国的影响力不断增强。随着亚洲国家崛起，区域内依存度上升，特别是经历两次金融危机洗礼后，区域货币合作的需求显著提高，由过去日本主导转向共同推动。其中，中国在区域货币合作中的话语权显著上升，在CMIM出资额（中国内地及香港地区）达32%，与日本并列第一位。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推进，中国为东亚货币提供了新的锚货币选项，与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日本的货币当局签署本币互换协议1.3万亿元，为区域金融稳定提供灵活快速的响应方案。

二、当前东亚货币合作面临的问题

东亚各国推动货币合作动力不足。东亚各国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巨大差异，历史积怨、领土纠纷、价值观念等存在诸多矛盾冲突。中日等大国战略竞争和博弈一直存在，美国希望在东亚维持二战以来所拥有的巨大影响力，东亚货币合作面临特殊的地缘政治约束。同时，东亚国家还存在对美元本位的较大路径依赖。多重约束使得东亚区域货币合作表现出“危机驱动”的实用主义特征。

清迈倡议多边化（CMIM）的实用性和有效性待提升。CMIM框架内的东亚外汇储备库并非各国的实际出资，而是仍由各国自己管理，仅在危机时才动用，这降低了流动性救助的可预测性。动用CMIM的比例在30%以内可以由成员国自主投票决定，超过这一比例则需要同时获得IMF贷款。与IMF贷款挂钩大大限制了CMIM可自主动用的贷款规模和执行效率，降低了其可用性。例如，按照目前2400亿美元的东亚外汇储备库规模以及各国确定的贷款系数，韩国可获得的贷款规模为384亿美元，印尼为227.6亿美元，如果考虑到与IMF贷款挂钩的比例限制，可直接动用的规模更小（表1），而截至2019年11月末，两国的外汇储备分别达3967亿美元和1197亿美元，CMIM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表1  CMIM各国出资份额及可获得的互换金额

资料来源：CMIM事实清单（2012）

中日协同推进货币合作的机制有待完善。中国和日本同为地区举足轻重的大国，对东亚货币合作有重要影响。中日的战略竞争与分歧一直存在。例如，2010年，中日在AMRO首任领导人问题上争执不下，最后决定两国共同分享首任主任的一半任期；2017年，两国在提高CMIM与IMF贷款脱钩比例问题上产生分歧，导致该问题再次被搁置。

三、东亚货币合作仍有重大发展机遇

全球化变局蕴藏着东亚货币合作的新机遇：

一是区域经济一体化提升货币合作潜力。东盟10+3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形成梯度差异，产业结构互补性强，开展垂直和水平价值链分工合作均有较大空间。据亚洲开发银行统计，2018年，亚洲区域内国际贸易规模占到总体国际贸易规模的57.5%（欧盟为64%），区域内FDI流量占FDI总流量的48.2%，区域内股票证券投资流入占比为16%，债券类证券投资流入占比26%，提升空间巨大。2019年11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结束所有文本谈判，覆盖整个东亚地区的现代、全面、高质量自由贸易协定有望达成，将为东亚区域货币合作奠定基础。

二是中国扩大金融开放激发货币合作需求。以往东亚地区跨境投融资依赖于美元等区外货币进行，需要向美国缴纳铸币税，企业跨境资产负债摆布也受到美元汇率波动较大影响。如果能够采用东亚区域内国家货币进行跨境投融资，将有利于减少区域内铸币税损失，降低有关国家货币错配风险，提升区域内整体福利水平。近年来，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速度加快，截至2019年末外资持有中国股票、债券规模分别达2.1万亿元和2.26万亿元，较2018年底持仓增幅分别达82%和32%。同时，中国企业继续“走出去”，“一带一路”倡议加快推进。随着东亚各国与中国相互持有金融资产规模加大，东亚各国央行间签订货币互换协议、稳定汇率等相关需求将会增加。

三是人民币国际化为区域货币合作增添动力。在东亚区域内，有望担当国际贸易投资工具的本地货币就是日元和人民币。其中，日元已是重要的国际货币，但是受限于日本的国际政治地位，加上经济长期疲软，其进一步提升国际化水平的潜力有限。中国经济正在迈向高质量发展，经济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居于前列，对东亚区域经济的辐射能力还在增加，人民币有望在东亚区域货币合作中发挥更加重要作用。

四是柬老缅越四国对区域金融安全网有较大现实需求。在东盟国家中，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四个最后加入的国家，因发展程度相对落后往往被归为一类（按英文首字母简称CLMV）。CLMV经济体量小，容易受到外部经济环境变化、自然灾害等负面因素冲击，造成经济较大波动，加上自身金融监管与风险管理能力不足、公司治理机制不完善，经济金融脆弱性往往较高，对应急金融救助安排存在更大的现实需求。外汇储备方面，相比于区域内其他国家，CLMV外汇储备规模较小，低于国际上认可的需满足3个月进口的充足性水平。双边货币互换方面，CLMV受限于自身金融开放水平，没有与区域内大国签署货币互换协议。在区域金融安全救助方面，更多依赖于多边救助机制，倾向于加强区域金融安全网络建设。

四、政策建议

一是基于实体经济发展需要务实推动货币合作。现实约束决定东亚货币合作只能先着眼于提升经济金融一体化水平，构建主导货币或形成单一货币区等宜作为远期目标。区域货币合作应从服务实体经济出发，促进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按照市场驱动和商业化原则，支持跨境贸易投资中使用双边本币进行计价结算。根据贸易投资实际需要，推动双边本币直接挂牌交易，丰富市场主体，活跃市场交易。扩大双边货币互换签署的覆盖面和资金规模，促进区域贸易投资发展。

二是增强清迈倡议多边化的危机救助功能。扩大CMIM东亚外汇储备库的规模，推动CMIM增资。探索在CMIM中以本币出资，使人民币在亚洲国家危机应对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探索提高与IMF贷款脱钩部分的比例。继续开展危机救助演练，完善操作指南，增强危机救助能力，提升区域金融安全网络建设水平。提高ARMO在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和风险监测、危机救助、执行监督等方面的能力。

三是创造中日协同推动区域货币合作的有利条件。应用历史的眼光看待中日两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角色定位，从战略高度完善中日金融合作一揽子框架。在策略上，可以从离岸债券市场、金融中心建设等领域入手与日本深化务实合作，扩大双方利益交汇点，在已有合作机制上加强沟通协调，形成中日协同推动东亚货币合作向前发展的格局。

四是完善人民币在东亚地区使用的激励机制。基于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实际需要，推动人民币区域化，再从区域化到国际化，是未来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可行路径。要鼓励国内企业用人民币在东亚地区开展对外投资，欢迎东亚地区各国使用人民币进口中国商品和服务，在金融市场对外开放过程中扩大人民币使用，吸引各国用人民币投资境内金融市场，建立基于实体经济需要的人民币回流机制。支持东亚国家央行在外汇储备中持有人民币资产。完善人民币在东亚各国的支付清算基础设施和清算安排，便利有关国家货币与人民币之间的兑换和清算。